法律实证研究的五个常见错误
把判决数量当变量、把相关系数当因果、把样本当总体——这三个动作,足以让一篇实证法学论文失去说服力。
把判决数量当变量、把相关系数当因果、把样本当总体——这三个动作,足以让一篇实证法学论文失去说服力。
统计方法不是越高级越好。选错检验方法,比不写 P 值更致命——因为它会让结论看起来成立。
引言、方法、结果、讨论是通用骨架。但工程类论文常在这四段之间插入设计与实现,顺序一变,逻辑就顺了。
单案例研究的最大质疑是「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特例」。回答这个问题,靠的是分析策略,不是文笔。
先找请求权,再找抗辩,最后找竞合。这套顺序不是为了好看,而是为了防止遗漏。
比较法不是「外国这么规定,所以中国也该这么规定」。它要么提供功能参照,要么提供反面教训,不能直接充当规范依据。
行动研究的说服力不在于结论多新,而在于「计划—行动—观察—反思」这条链是否留下痕迹。
编辑常常只读摘要就决定是否送审。摘要写不清,正文再好也没机会。
三个重复不是随手做三次。重复的层次、对照的类型、盲法的可行性,决定了数据能不能用。
听课本上写满「气氛活跃」,这不是数据。把观察变成数据,需要量表、编码与信度。
越来越多单位在弱化「唯论文」。课题、专利、标准、技术报告,都可能成为替代项。
不是数量翻倍,而是「角色」变了。中级看执行,副高看独立,正高看引领。
一线工作者最不缺素材,缺的是把「我做了什么」转成「我发现什么规律」的那一步。
查新报告证明「没人做过」,综述说明「别人做到了哪」。两者目的不同,不能互相替代。
「应加强监管、完善机制、加大投入」——这类建议等于没写。真正有用的建议,要能落到「谁、做什么、做到什么程度」。
内生性不是一个必须消灭的敌人,而是一个必须交代的对手。承认它、界定它、部分解决它,比假装它不存在更可信。
好选题不是想出来的,是从数据、政策文件与反常事实里捡出来的。捡到之后,还要过一条淘汰线。
审稿人说「语言需要母语者润色」,往往不是词汇量问题,而是句子结构和信息顺序不符合英文科技写作的习惯。
越来越多的期刊在送外审之前就退回稿件,理由只有一句:缺伦理批件号或注册号。这两件事只能在研究开始前做。
法学核心期刊的初审淘汰率极高,多数稿件在编辑手里停留不到十分钟。决定命运的是前三段。
法学论文最容易写空,因为没有问题。而问题往往就藏在「同案不同判」的那几份判决里。
退稿不等于质量差。多数退稿源于格式、范围与规范问题,改起来并不难。
两个词常被混用,但评审标准不同:案例要提炼规则,叙事要呈现转折。写错体裁,努力白费。
结题报告是给评审看的,论文是给同行看的。两者的组织逻辑完全不同,直接投稿多半被拒。
审稿人读稿的顺序通常是:题目、摘要、图表、正文。图表不合格,正文写得再好也难挽回。
病例报告不是病历摘要。它的价值在于「罕见」「不典型」「有教学意义」,写法必须让读者能判断这三点是否成立。